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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千年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2022-05-19 14:59 作者:丝路纵横编辑部 来源:《丝路纵横》杂志
    (文/《丝路纵横》杂志社特约记者 林联勇 辜希凡)永春香文化发展历史,大体跟中华香文化发展历史一致。最突出的一点是,它是中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相融合的产物,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中国香文化的发展历史,其可概括为:肇始于春秋战国,滋长于秦汉两朝,完备于隋唐五代,鼎盛于宋元明清。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多舛,香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阻抑,渐渐被局限在庙宇神坛之中,以至当今有很多人将香视为宗教文化之一隅,甚而归入封建迷信的范畴,实为时代之遗憾。

       历史文化传承千余年的永春香,蕴含有宫观寺宇的庄严神秘,有善男信女的虔诚顶礼,有文人雅士的高尚情趣,有普通民众的世俗诚朴,飘逸着来自遥远的海上香料之路的遗风,寄托着海外游子浓郁的乡愁。一缕香魂,缥缈不绝。


        中原文明铸就永春千年香文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长期战乱不断,大量士族南奔,史称“衣冠南渡”。众多中原人进入相对安宁的福建,其中一部分人沿着晋江水往上游桃溪逐渐发展。在永春城南牛头寨出土的东晋墓砖上便印有“太元十五年”(390年)字样。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陈后主叔宝之子陈镜台率亲族和部属南奔,到永春蓬壶、石鼓、五里街一带定居。
        这一历史时期,中原香文化在战乱中仍获得了较大发展,薰香在上层社会更为普遍;同时,道教、佛教兴盛,两家都提倡用香。陈后主叔宝在其宫体诗《舞媚娘》云:“转身移珮响,牵袖起衣香。”《乌栖曲》云:“合欢襦熏百和香。”这时期的永春虽然僻处闽南一隅,草莱初辟,但可以想见,随着一批批中原垦荒者的到来,中原文明包括香文化也随之传入这里,掀开了永春香文化历史的第一页。
        隋朝末年,僧思慧在魁星山麓的上场(现石鼓镇桃场社区)建恩惠院(后改称灵感寺),这是永春最早的寺庙。唐代,永春佛教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根据《八闽通志》的记载,永春肇建于唐的寺庙有云峰寺、太平寺、白云寺、云居寺、惠明寺、白马寺、延寿寺、西峰寺、山居寺、兴善寺等。至于五代时期佛教的兴盛,南宋绍兴年间永春县令黄瑀在《惠明寺记》中说:“五季迭兴,偏方离析,全闽之地,王氏得而有之。干戈相寻,略不休息。将佐晚年,悔于屠戮,争建祠宇,尽刈膏腴,求为福田。僧徒日炽,甲于天下。”从隋唐开始,几乎所有的佛事活动都要用香,不仅敬佛供佛时要上香,而且在高僧登台说法之前也要焚香。佛教的兴盛,推动了香在永春的广泛使用。

        1975年,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的宋代古船文物中,遗留下4300多斤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等,佐证当时泉州海上贸易的繁荣与昌盛。


        留从效对海上香料之路的贡献


        唐代,泉州港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出现“涨潮声中万国商”的辉煌景象。来到泉州的外国人有使臣、商人和传教士,带来大量香料,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香料之路”。
        五代时,永春人留从效任清源军节度使、泉南等州观察使,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书令,封鄂国公、晋江王。他割据泉州、漳州近20年,是当时整个闽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他十分重视海外交通贸易,在泉州城内“开通衢,构云屋”,以“招徕海上蛮夷商贾”;蠲除各种苛捐杂税,允许自由贸易。当时,从泉州运往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等地的货物有陶瓷器、铜铁器等手工业品,从海外运回的有象牙、犀角、玳瑁、明珠、沉香、樟脑等货物。泉州城内货物充盈,商业繁盛,号称“云屋万家,楼雉数里”。
        据《宋史 漳泉留氏》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留从效“遣别驾黄禹锡间道奉表,以獬豸通犀带、龙脑香数十斤为贡,世宗锡诏书嘉纳之”。《清源留氏族谱》收录了周世宗颁给留从效的敕书:“所进白龙脑香一千斤具悉。卿化行一境,名冠群雄……驰单使以爰来,奉名香而作贡。”依族谱所记,留从效进贡的龙脑香为一千斤而非史书记载的数十斤,由此亦可见当时泉州港进口香料数量之多。

        宋代泉州成为对外贸易巨港,留从效实为开创者。他为“海上香料之路”的繁盛所做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文人墨客与香的不解之缘


        文人嗜香,书斋之内红袖添香,香气萦绕,与书香融合在一起,说不尽的雅致,让人迷恋。
        从宋代开始,中国香文化进入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正是永春人文最为兴盛的时期,涌现出柯述、蔡兹、陈知柔、留正、庄夏等名贤。在他们身上,少不了与香有关的风流雅事。
        北宋元祐、元符年间,柯述两次担任福州知州,曾登福州乌山神光寺,在崖壁题镌“天香台”三字。前面提道的北宋末年担任永春县令的江公望,在永春建多暇亭,并赋诗云:“邑古人烟少,身闲体力便。看书新棐几,兀坐旧青毡。树密深移影,炉寒细袅烟。何须赋归去,斗酒且穷年。”描写他在永春多有闲暇,静坐读书的情景,细品诗之意境,其中所云“炉”当为香炉无疑。南宋初,担任广东南恩州知州的蔡兹辞官归隐永春达埔,自题其书室为“燕堂”,并题诗有句云:“一世简编贻后叶,百年香火奉先心。”南宋绍兴己卯科(1159年)解元王职(锦斗人),有《肄业寺中》诗云:“书余杖策入沙门,几缕炉烟香染巾。流水高山窗外景,奇花异草寺边春。玲珑曲槛笼明月,缥纱画帘卧紫云。半点红尘无梦到,时来白鹤伴僧人。”所写虽为佛寺之香,但因沾了士子的书香之气,也变得高雅起来。陈知柔(号休斋)曾任循州、贺州知州,后辞官归隐,悠游于寺宇之间,泉州知州王十朋《赠陈休斋》诗有句云:“真人奉香火,萧寺含悲辛。”陈知柔与著名理学家朱熹为莫逆之交,“昼则联车,夜则对榻”。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陈知柔去世,朱熹致文哀悼,“谨以香、茶、酒、果,奠于休斋先生冲祐参议陈公之灵”。南宋丞相留正,是留从效六世孙,其子留端,任龙图阁直学士、正奉大夫。留端在为自己家族《清源留氏族谱》所作的序中,有“焚香涤颖,于是乎书”之语。
        延至明清,香风不绝,香炉已是许多文人在生活中固定的书斋陈设。读书时伴随着香烟袅袅,也是明清文人的风雅形象。黄光升(号葵峰)是永春县儒林里人,明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授长兴县,升刑科给事,历至四川藩司及湖广川贵总制,两任尚书,冰操仍居,旧庐不动寸椽,仅构祠宇奉祀父祖”(清康熙二十三年《永春县志》)。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为其题写堂联曰:“居守上世之敝庐,文靖厅旋马;动遵先民之遗矩,清献夜焚香。”其中“清献夜焚香”用的是北宋名臣赵抃(谥清献)“昼有所为,夜必焚香告天,不敢告者不敢为也”的典故。此联既是用典,也是写实。明代士大夫的书室雅斋大多讲究闲适淡雅,往往借助焚香以助明心见性,黄光升亦不例外。朱梧《上葵峰黄尚书二十韵》就提道“馨香余菌桂,著作满琼瑶”。黄光升晚年隐居晋江,“屏绝纷嚣,日惟焚香著书,矻矻终其身弗懈云”(明黄文简《尚书赠太子少保黄恭肃公行状》)。
        生活于明中期的颜尚朝(1430-1506),永春上场人,是著名乡贤颜廷榘的曾祖父,“平居喜阅道经,每焚香坐诵,喜琴,谓能养人性情也”(《桃源颜氏族谱》)。生活于明末的薛思道(号二吾,1549-1627),是永春上场薛氏开基祖,“其所交类皆大雅君子。至于晚年,焚香静坐,日与诸亲谈命说理,究吉凶之符以自乐”(《桃源薛氏族谱》)。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苏坑人张翼储,“生平耽书晤理,数奇弗遇,备经阅历,故老年退处幽居,礑不断茶,炉不断烟,谈今说古,皆有麈尾之风,交游赠答,坐花醉月,往往形诸吟咏”(《桃源魁奕张氏族谱》)。生活于清初的蓬壶高丽人林景主,“少知书,长好礼……晚年优游邱壑,净几茗香自恬,恍若逸世遗民也”(《桃源丽山林氏族谱》)。生活于清初的吾峰张格人张云立,以教私塾为生,“见族后生小子读书能文者欣然倍加敬爱,每童子试及乡会试未揭晓,必神前拈香问信(乡语曰听香),悬望有如饥渴”(《桃源张格张氏族谱》)。清康熙年间,贡生李射策(达埔狮峰人)为狮峰岩题联:“披风抹月无边景;扫地焚香自在禅。”(《官林李氏七修宗谱》)生活于清后期的达埔人潘世琴,同治十一年(1872年)考取选拔生,入福州鳌峰书院学习,后在达埔岩峰书院教书,“寅更起读,丙夜删文,朔望则焚香弹琴,晴和则濡毫临帖”(《桃源潘氏族谱》)。吾峰枣岭村人林宅京,光绪七年(1881年)考取永春州庠生,“日执古书一卷,焚香默坐,玩味沉吟,与古人晤对于无言,不觉消世虑于何有之乡矣”(《藻岭林氏家谱》)。五里街镇仰贤人王万宗(1876-1962),清末附贡生,新中国成立后任县政协委员。他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悼念亡妻邱氏的诗中写到:“飘零湖海忆当年,累汝朝朝望眼穿。落魄归来犹不厌,焚香劝读旧诗篇。”(《湖窟王氏族谱》)回忆了其落魄之时犹有“红袖添香”的温馨往事。
        此外,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永春文人墓中,出土了瓷制的香炉、香插;清和民国永春古大厝的木雕、砖雕、檐画、壁画里,不时有香炉的身影。这些都反映出永春文人嗜香的趣味。现在永春民间保存有大量制作于清、民国时期的青花瓷“书童盘”,又称“状元盘”,或产自永春窑,或产自德化窑。盘中大多绘一书生斜倚书堆,旁有一案桌,案桌上有一香炉,香烟袅袅上升,另有题字,或曰“晨兴半炷名香”,或曰“志在书中”。其中“晨兴半炷名香”一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赏心十六事》。“书童盘”巧妙表现了书与香的融合,为永春知识分子所广泛喜爱和珍藏,可以说最为真切地反映了永春文人与香的密切关系。
        文人喜用香,对于奉祀“万世师表”孔圣人的文庙(也称圣庙),当然就更离不开香了。明弘治七年(1494年)永春文庙重修,“改制神案及香炉各十有五”(明蔡清《永春学庙记》)。现在永春文庙内仍保存着一方清乾隆三年(1738年)的《捐置文庙香灯碑记》,提道“文庙香灯之设,原有旧制”,士绅尤锡兰又捐田租以“增广香灯之费”。清康熙二十三年《永春县志》记载摆放在县文庙的礼器包括“鼎:炉也,用以焚香”。清乾隆二十二年《永春州志》记载当时所征田赋中有一项是“圣庙香灯银二两五钱二分”。笔者保存的一本清末手抄本《圣人经》,记录了古代读书人在文庙内向圣人(即孔子)祈求金榜题名所念的经文,其中有“焚香礼拜乞赐聪明”之语。对于被奉为“朱子”的朱熹,也是一样。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曾夜宿永春大剧铺(现吾峰镇吾中村),赋《宿大剧铺》诗,明清时期这里成为学子骚客的慕游之地,明末泉州府训导陈龙翔凭吊之余赋诗《小尖山怀古》,有句云:“大尖山,小尖山,霜风括括晓日寒。先生遗迹今未泯,古驿焚香陈幽兰。”反映了永春文人对先哲的追思。

        清康熙年间武进士孙士澜,永春华岩,曾任温州镇标游击、宁波参将。他“工书能属文”,年轻时因科第不顺,遂弃文就武。他“状魁伟,膂力过人,夜燃香百步外,注矢射之,无虚发,众惊为神”(民国《永春县志》)。香在这里得到了妙用。



        佛寺僧人与永春香文化


        五代开始,诗词和史志中可以不断地发现永春佛寺和僧人用香的记载。五代初,曾流寓永春的著名诗人韩偓题《赠僧》诗有句云:“三接旧承前席遇,一灵今用戒香熏。”北宋初年,曾会,晋江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楚国公,游永春香积寺,留题诗句云:“寒岩路僻凭僧指,古篆香残待客添。”永春僧人真觉大师,俗姓陈,名志添,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奉陈太后懿旨,入皇宫为遂宁王(即后来的宋徽宗赵佶)祝寿,获赐衲袈裟、金环、绦钩,并得哲宗御书“天下名山福地,永远居住”,著名诗人黄庭坚赠其诗云:“蒲团木榻付禅翁,茶鼎薰炉与客同。万户参差写明月,一家寥落共清风。”烹茶、品香,写出了文人与禅僧共同的雅趣。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永春僧人陈普足,即清水祖师,在安溪清水岩圆寂,其徒“杨道落发为僧,奉承香火,信施不绝”(宋政和三年安溪县令陈浩然撰《清水祖师本传》)。相传清水祖师在圆寂前曾指阆苑山说数十年后会现身于此,到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雷火烧山,自夜达旦,乡人异之,跻攀崖险,至石门人迹所不至处,见白菊一丛,姜一丛,香炉一,普足见于石门,俄云雾拥之而上”(明嘉靖《安溪县志》)。在清水祖师的家乡--永春县岵山镇铺上村,有一座南山庵,又称寿峰庵,原先保存有一座雕琢精美的莲花式石香炉,由陈真祐刻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元),上有铭文“山中之石,质坚不朽,琢为博山,寿峰齐久”等语。明成化年间,名僧文峰住持蓬壶普济寺,“就荒基募缘拓新之,祝圣有殿,栖禅有室,香积有厨(香积厨为佛寺斋堂),放生有池”(明颜廷榘《重修普济院记》)。在蓬壶镇仙洞山,有一方由僧人镌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的“蓬壶胜概”崖刻,并附刻诗句,内有“胜境千年在,香烟万古存”之句。在桃城镇白马寺,在一方清康熙年间由永春县令郑功勋撰写的《重兴白马寺记》碑刻,称该寺“历宋至明,香火勿替”。在县城桃源殿,有一方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桃源殿碑》,谓“自古有庙宇必有香火可以崇祀神佛”。在吾峰镇天马岩,有一方镌立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重建天马岩序》碑说,该岩“自皇明建造以来,至今几百余岁矣。梵宇云栖,佛堂灯朗,远都人士莫不趋拜焚香”。
        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也与永春神香结下不解之缘。对于香,弘一法师有独到的见解。他于1933年5月在厦门万寿岩讲演说:“敬佛略举常人所应注意者数条:……佛几清洁,供香端直,供佛之物,以烹调精美人所能食者为宜。”1939年2月在泉州光明寺讲演说:“供佛之香,须择上等有香气者。”1939年4月至1940年11月,弘一法师在永春普济寺闭门静修长达一年半,每日相伴他的就是一缕香烟。他在永春潜心编纂律宗著述,有《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等,其中便多次提道了香,如引事钞云清信女人入寺“必须摄心整容、随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养”,又说“此即作熏、犹如烧香熏诸秽气也”,“此无作熏、犹如香尽余气常存也”。由于求写书法的人太多,1940年2月弘一法师在给性常法师的信中说:“凡十二月廿七日以后交来登记者,皆须俟明年夏季放香时再写。”禅林僧众整日坐禅,每次以一炷香为度,谓之“坐香”,休息时谓之“放香”。

        从上述“香火”“香炉”“香烟”等即可见佛家与香的紧密联系。在不少时候,一个“香”字,几乎就是“佛”的代称。除上面提道的香积寺外,永春历史上以“香”为名的寺宇还有妙香堂、香岭岩等。明万历年间进士陈绍功(晋江人)游永春高丽山道场岩,有诗云“曹溪香远留神瀵,庾岭花疏绽古梅”之句,即以“香”比喻道场岩佛法可远溯禅宗六祖曹溪惠能。在五里街镇吾边村的湖安岩,可以看到斑驳的门壁上有漆描的“香国”二字。永春人进行佛事活动,俗称“进香”。民国年间,民军和地方政府均在永春设“香楮局”,开征“香楮捐”(有的直接称为“香捐”),以“香楮”或“香”代指佛事用品和活动,可见当时进香之盛。供佛的资费,常称“香灯之资”或“香资”。神佛信仰向外传播,则俗称“分香”“割香”或“分炉”。


        永春民间盛行的香文化


        香之使用者,其实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祭祀祖先、祈神祷福,都离不开香。正如民间旧联云“香烟缭绕通九界”,三枝清香,意味着与上天和先祖神灵的沟通。
        石鼓镇卿园村黄氏有数百年相承的《黄氏家范》,其中一条说:“祠堂年轮一人洒扫焚香。”(《卿园黄氏族谱》)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横口乡福鼎人郭所止,“朴诚守礼,居家晨昏必献香茗于祖先”;清代国学生郭和西,“为人知尊祖敬宗,念岑楼始祖祠朔望年节而外,炉冷灯暗,香烛无资,乃拨自己田租一千余斛充入祠内,付守祠人收管,令其焚香燃烛,全年朝夕永远无闲”(《福鼎郭氏族谱》)。民国初年重修的永春五里街《儒林宋氏族谱》订立“条约”,其中一条说:“朔望行香,须先一日就祠堂内打扫洁净,务要灯油满盏、香满炉。”
        民国《永春县志》卷二十二“孝友传”记载了清代四位永春人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事迹,皆有“焚香”的情节:林世煐,蓬壶人,清顺治间武生,“母疾危,刲股肉疗之,并焚香祝天,愿减算以延母寿,疾竟瘳,人以为孝感所致云”;陈劝和,东关人,“兄患痢月余,百药罔效,祷于神不应,医皆束手,劝忧之甚,乃夜焚香告天,请以身代兄死,而自刲左股二寸许和药进之,兄果愈,时年才成童耳”;周世延,前溪人,“父病,汤药不入,世延时年十九,中夜焚香吁天,割股以进,父……旋愈”;林仰斗,蓬壶人,“父疾笃,焚香吁天,愿减算以益之”。吾峰镇培民村《桃源张格张氏族谱》有“孝女七娘传”,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七娘“乃处士应鼐之女,年十七,母王氏病,侍奉不离侧,濒危,焚香叩天增母寿”。在县城桃源殿,有一方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碑刻,立碑人林振声(监生)为叩谢玄武大帝,“充出金番银六十大员,敢劳僧得禄取去建田产,日夜香灼(烛)供奉大帝殿前,保佑声合家平安,男女康临,老安少怀,生理兴隆”。
        在古代,祈晴祷雨,官府和民间都要参与,同样离不开香。清乾隆二十二年《永春州志》记载当时所征田赋中就有“祈晴祷雨香烛银一两二钱”。乾隆年间永春知州杜昌丁的《祷龙窟潭得雨》诗说:“万户焚香共秉诚,济时激起蛰龙惊。”描写了众多百姓共同拈香拜神祷雨的宏大场面。
        在五里街翁公祠内立有一方《翁公祠记》碑,提道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永春知州翁学本离任之时,“州民焚香罗拜,充塞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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