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骆沙鸣

乡村兴国家兴，百姓富国家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描绘出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图景。

实现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望，任重而道远。近日，针对乡村治理、等热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接受了《丝路纵横》杂志专访。他表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必须破解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五个要素约束，并通过南宵村、东华村的调研案例，从盘活农村资源、提升基层信息化水平等方面，提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的意见建议。

破解制约农村发展五要素

《丝路纵横》：如何破除制约农村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振兴。

骆沙鸣：通过大调研思考如何更有效破除制约农村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我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乡村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只有在破解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五个要素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高效治理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正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和社会共治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重政府、轻社会”的传统管理依赖路径仍难于摆脱，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往往与人民群众需求存在的一定程度的脱节，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主体性仍显不足，社会治理体系内在结构性紧张、基层“信息烟囱”制约着基层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的社会结构、分配格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乡村居民的生活态度，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和农村流动人口的观念较陈旧。我们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重要论述落实、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只有通过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才能有效使乡村治理从被动治理走向主动善治治理的自主转型，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相互赋权、彼此增能的制度化互动格局。例如通过“情、理、利”三方面的机制释放要素资源束缚，在乡愁记忆保护传承中有更多的文化自觉与担当，使乡村文化软实力、传播力、亲和力得以加强。培育乡村社区自发和民间团体主导的保护修复利用模式，保障乡村社区民众的民宿经营和文化创意产业收益权利，将乡村旅游打造成为知名国内文化旅游目的地，提高乡村基层民众保护的积极性和文化福利。

加强乡村基层党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执行力，实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自主性与乡村社会自治性有机融入和对接。新时代乡村治理作为农村社会整体转型的切入点和农村改革发展的突破口，具有特殊的地位，要吸收乡村多元社会主体，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和质量，调整权利结构和供需结构以重建公共秩序。

乡村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的困境并存、多层化治理与乡村基层社会结构脱嵌，影响到乡村治理效能和乡村振兴。例如乡村的现代信息技术薄弱、数据资源归集开发应用不足、数字乡村基础薄弱，导致村居社会矛盾、與情风险、隐患动态排查不及时、不到位，直接影响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要在完善治理结构转型中扩大乡村基层权力资源和财政能力，下沉重心优化配置的乡村治理资源，下移摆脱被动式、依附式、疲惫式、扭曲式、包办式的乡村治理重心，实现权责结构相平衡一致的高效乡村治理。充分动员党员、乡贤、志愿者、村民骨干、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主动积极参与到乡村精准化、精细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扩大村民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自主空间，基于民情民意和乡规民约实行弹性治理，基于法治处理治理矛盾和纠纷，形成一种高协同、重参与、可持续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乡村基层治理的草根化、高效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建、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例如，通过构建乡村绿色金融、建立国家土地银行，支持土壤修复、湿地保护、农田休耕轮作，强化农业农村保险保障功能和为土地流转土地金融制度的建立赋能。推进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市场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现代化抗风险能力。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平等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拓宽外出就业渠道和促进农民工就地就近的就业创业。坚持机制创新，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通过激活土地、资本、人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破除制约农村要素集聚的体制机制障碍，能更有效地支撑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经济社会繁荣稳定。使新时期乡村治理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推进乡村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扁平化、网格化、实时化、智能化，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方位、多维度、高韧性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这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振兴乡村有巨大推动作用。

盘活农村资源

《丝路纵横》：根据福清市江镜镇南宵村等地实地调研情况，谈谈土地流转、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方面的体会与建议。

骆沙鸣：通过江镜镇南宵村的实地调研，我认为土地是最基础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要素，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农村土地的稀缺性使得农村土地流转有相当的预期和效益，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创新也可较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更科学地配置土地资源，有利于实现土地的集中和流转，促进农村产权要素交易流动，促进工业化产业转型升级顺利进行和必要的中年农村劳动力“返乡返土”，同时较好地保护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建议我国有必要设立土地银行，更有效地展现土地的价值，由农地金融工具促进土地流转，促进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完善农村养老体制和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探索通过保险机制和风险基金来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抵押物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骆沙鸣（右三）下基层调研

建议要进一步盘活农村土地市场，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发展土地中介服务组织，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管理和土地的转包出租入股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进一步完善农村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发展好“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全产业链融合发展模式，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价值评估、信用保障等政策体系，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集体建设用地贷款。

通过江镜镇南宵村的实地调研，我认为要加强《民法典》普法宣教，遵循“绿色原则”，探索城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强化乡村振兴制度供给，推广“一村一策”，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充分活化农村人力资源和信用数据要素，发挥农村合作社、行业协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产供销一体化经营和六产融合发展，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品质品牌品味，确保特色现代农业的品牌质量安全。

探索闽台融合发展新路，对农村生产生活生物生态的多环节进行有效的创意组合，加快创意农业产业发展步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加快新型农业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布局建设，完善农业信息监测统计分析预警和信息发布等机制。要防止乡村产业碎片化、资源要素分散化、乡村产业同质化、产业发展非农化，要提供更多数字化、智慧化三农应用场景，要加快数字经济与传统农业深度融合，缩小数据要素城乡鸿沟，共享数据要素市场红利，以产业、农业、企业、创业、就业、家业的“六业一体”塑造要素聚集品牌，提升要素聚集资源配置。设立乡村现代农业发展引导基金。稳定和延伸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要素链、资源链、资金链、供应链、价值链。加快城乡公众数字素养的普及和提升。开放“三农”大数据资源，激发供需两端的活力，加快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现代化转型。

产业发展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要尽可能把乡村的资源、服务、管理放到最基层，集聚乡村各生产要素资源，做大农村优势特色产业，同时激发乡村文化内生动力，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组织设置、新型职业农民等人才资源培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神形兼备的城乡一体化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为着力点，营造生态美丽新家园。

加快基层治理信息化

《丝路纵横》：从龙田镇东华村的调研情况看，要如何加强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骆沙鸣：当前更要科学处理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发展的关系，增强城乡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抗风险能力。通过抓党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将社会救助、养老服务、乡村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等事项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方式实施。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强化上下联动统筹协同的科技助力乡村治理效能。进一步改善基层生态人文社会环境，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乡村先进生产力集聚，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去中心化”，助力乡村治理创新。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要注重提升社区治理专业化水平和治理效能。建议国家抓紧推进数据立法，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提供法律依据。建议国家加快全国城乡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数据共享支撑。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乡村治理APP、农业互联网APP小程序、社交APP应用软件等技术推动下开展乡村社区“智治”，加快资源整合、数据互通共享，高效处理复杂社区治理问题。如建立乡村社区网上民主评议、民主协商、办事指南、居务公开等，打通联系服务村民的“最后一公里”。将信息化手段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提高社区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大力倡导专业社工进社区，使医务社工、心理社工、物业社工等常态化参与社区治理。要破除城乡要素隔离体制，改变农村五大生产要素长期单一流向城市。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路径，要改变农村土地制度不健全、人才流动机制不畅通、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投融资机制薄弱且各要素资源难以流向农村。

全国政协委员、泉州市政协副主席 骆沙鸣（左三）下基层调研

要加强乡村法治宣传，通过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建立全覆盖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家门口的流动法庭，提供更便民亲民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确定有法律效用的权责清单，推动乡村基层治理减负。重视乡村治理“结构与行动”的连接互动，推动乡村治理转型。通过乡村治理的微改革，聚焦乡村医疗、出行、教育、食品安全、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志愿服务、幼儿老人托管等方面，多渠道解决民生诉求和多层次、多类型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决策科学化、治理精细化、服务高效化。

聚焦要素需求，完善要素供给政策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保持其发展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离不开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生产要素的支撑，实现农民跨界增收、跨域获利的格局。让农村农业的资源资产资本实现跃迁，让农民“获农金、收租金、挣薪资、分股金”，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基层，乡村治理效能的体现和获得感也在基层。加强精细化、网格化乡村社会治理，加强平衡常态治理“碎片化”与非常态治理“动员化”的协调转换，实现乡村治理的规范化、精细化、多元化、扁平化。培养村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不断夯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通过村民参与，调动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的积极性，推动乡村民众的自主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坚持发挥独特优势， 创建“议事会”“恳谈会”“协商茶室”等平台吸纳民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激励扩大乡村治理弹性空间，促进政府、社会与市场力量的对话与互动，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结构向多元化、扁平化转型。推进乡村共建共管机制和乡村融合发展。

坚持把党的领导摆在乡村治理首要位置，突出党建引领，做好党建联抓、基础连建、产业联兴、矛盾联调、发展联享、环境联治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之路。在“十四五”规划建设中要完善顶层设计和城乡统筹新格局，有效促进和实现乡村内生要素集约，更好的注重我国乡村空间重构、布局优化，解决乡村功能失衡、空间失衡等问题，通过土地集约化和六产融合化，推动乡村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生产要素流动双向化和人口结构重构化，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革；通过观念的现代化和品质的高端化，推动乡村生活方式转变；通过居住的集中化、服务的高端化、治理效能化，改变乡村空间需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