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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抗争的一生

2019-08-29 10:52 作者:文/李晓东 来源:丝路纵横


人物名片:李晓东,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生是抗争的一生。生活上的抗争,职场上的抗争,思想上的抗争,顽强的抗争意识超乎常人想象。李贽留名历史的事件大多发生在六十岁以后,数十种著作,基本创作于六十二岁以后。台湾国立屏东大学林其贤副教授说:“如果李卓吾这一年(六十岁)就过世,则以后便不会有多少人知道晚明曾经出现这个人物”。

     生活上的抗争

    

    李贽在生活方面的抗争,一个是经济压力,一个是家庭的不幸。李贽的祖上曾经是泉州海外巨商,但到他的祖父、父亲时,开始家道中落,祖父林宗洁是市井小商人,父亲李钟秀是教书先生。而他自己, 20岁开始到晋江五店市当私人家庭教师,后受祖父、父亲之命,参加乡试中举,并连续两次参加会试。会试不第后,面对家庭经济困难等现实,要求循例到官府任职。先是河南辉县教谕三年、南京和北京国子监任教官各数月,后是礼部任司务五年、南京刑部员外郎近五年,最后知云南姚安府。知姚安府前,位卑俸微。按明朝的薪酬标准,收入根本不够家庭用度。知姚安府后,才有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暂时摆脱生活的窘境。

    可以说,贫穷伴随着李贽的前半生。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地记录了贫穷所带来的痛楚。嘉靖三十八年(1559),其父亲去世,回泉州守制,碰上倭寇肆孽侵扰,李贽家族所居住城南新桥全部被焚毁,加之“泉州城郡大疫,人死十之七”,不得不携带全家人逃避战乱和饥荒,“盖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籴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无以自活。” 嘉靖四十二年(1563)拖家带口到北京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垂尽,乃假馆受徒”。 嘉靖四十三年(1564),好不容易等来任职,却又因祖父去世,不得不再次南归。为节省回泉开支,将妻女留在曾经工作过的辉县,把官员们赠送的一半赙仪用来买田地供妻女耕作,只身回到家乡,安葬祖先三代五口。

    极度贫穷的感触,深深地烙在李贽的脑海里。任职南京期间,写《子由解老序》,其中描绘自己的窘状:“天寒,大雨雪三日,绝粮七日,饥冻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怜我,炊黍饷我,信口大嚼……”不敢想象身为明朝的官员,竟然“绝粮七日,饥冻困踣”。直到晚年,在他遗言中,仍不忘交代身边僧人,死后不要派人到晋江向其女婿庄纯夫报丧,说“其(庄纯夫)家既穷,来时必假借路费,借倩家人,非四十余日不得到此,非一月日不好遽回,又非四五十日未易抵家。……何必如此以害庄纯夫乎?”。

    家庭的不幸,大概也是无人能与之比拟。在他出生时,生母去世;三岁时,父亲续弦,大约六、七岁期间继母去世。生母、继母在他幼年时相继去世,李贽从来没有体会到人世间最伟大的爱——母爱。而更多的不幸在他到官府任职后接踵而至:二十九岁经历成年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余年二十九二丧长子,且甚戚。”三十三岁经历第二次打击,从辉县教谕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刚到任没几个月,父亲就去世。三十八岁所承受的打击,则比此前两次更为沉痛。回乡守制三年,再耗时二年等待重新安排工作,好不容易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任职,刚赴任不久就祖父去世。接到祖父去世消息的同时,二儿子病死;在泉州为祖父守制期间,留在辉县的二女、三女,因饥荒相继夭死。据相关资料考证,李贽的另外两个儿子也在这期间之前或之后不幸夭折。如此频繁的打击,李贽人生观、思想观在这个时期逐渐发生转变——开始接触佛学思想。在十余年的青壮年时期,李贽所生四男三女,仅剩大女儿。步入老年阶段李贽,不幸并未中断:六十一岁时,族人安排给他做后嗣的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六十二岁时,妻子黄宜人在泉州去世。从此,李贽开始了“独在他乡为异客”的出家生活。

 

李贽故居 张晓玲摄     


职场上的抗争

 

     纵观李贽二十多年的职场生涯,与上司大都不合。这跟他的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林其贤副教授研究李贽基本性格时说:“与一人不合,则可能是别人的不是;与两人不合,也可能是别人的不是;历仕不合,与所有长官都不合,则要自我反省。”

    在这里,把他与上司的不合,特别是由于理念不同而造成的不合,也当作一种抗争。李贽在自传中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如秦,如陈,如潘,如吕,不一面足矣。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谢无足言矣,汪与董皆正人,不宜与余抵。然彼二人者皆急功名,清白未能过人,而自贤则十倍矣,余安得免触耶?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可见,李贽不是在一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也不是在两个岗位上与上司不合,而是在所有岗位上与上司不合。

    按照通常思维,长期与各上司不合,在职场中肯定不会受欢迎,更不用谈职位升迁。可是,李贽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提出辞职的时候,云南巡按正在对其进行考核,并且拟将他从四品提为三品。在封建社会能够如此,倒也能算是个奇迹。

 

     思想上的抗争

    

    李贽思想与常人的迥异,在各个时期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少年时代,随他父亲读书时,写《老农老圃论》,不满孔子对其学生樊迟问农事的指责,体现独立的思考能力。而在很多人对他的才气表示欣赏的时候,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在青年时代,嘲笑科举制度,抗拒儒家考试,自述青年时代读书的情形说:“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眷录生,即高中矣。”意思是说临时“抱佛脚”,随意读了些朱子传注就轻松中举,而中举后说“吾此幸不可再侥也。”若是范进同学听到李贽如此“站着说话不腰疼”,想必会十分不开心。

    在中年时代,李贽的思想抗争上升到另一个高度,这个阶段人生观发生重大转变。一方面,是产生弃官念头。为祖父守制并下葬祖上三代,从泉州回到辉县接妻女时说“吾时过家葬毕,幸了三世业缘,无宦意矣。”在辉县逗留期间写了《途中怀寺上诸友》:“世事何纷纷,教予不欲闻。出郊聊纵目,双塔在孤云。雨过山头见,天晴日未曛。骑驴觅短策,对酒好论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心境。另一方面,是产生“归老名山”的念头。在给最亲密的好友焦竑的信中说:“世间胜己者少,虽略有数个,或东或西,或南或北,令我终日七上八下。老人肚肠能有几许,断而复续,徒增郁抑,何自苦耶!是以决计归老名山,绝此邪念,眼不亲书,耳不闻人语,坐听鸟鸣,手持禅杖,以冷眼观众僧之睡梦,以闲身入炼魔之道场,如是而已!”不管是弃官还是归隐,都跟他家庭变故、职场压抑有关。在给友人邓石阳的信中说:“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而年逼耳顺,体素赢弱,以为弟侄已满目,可以无歉矣,遂自安慰焉。盖所谓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时时烦懑;故遂弃官入楚,事善知识,以求少得。”

    古人常言“四十不惑”,李贽开始产生弃官和归隐的思想,就是在四十岁,在《王阳明先生年谱后语》中追述“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矣。”从四十岁开始产生弃官和归隐念头,到五十四岁付诸行动,期间个中滋味不言而喻。

    到中晚年,李贽的抗争,则明显更为直接和强烈。主要是与他所认定的假道学的抗争,具体体现在他与耿定向之间的论战。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李贽刚辞官时,就住在耿定向弟弟耿定理的天窝书院,担任耿家子弟的教学工作。李贽与耿定向最初的思想分歧是,耿定向认为要“重名教”,而李贽认为要“识真机”。刚开始,因有耿定理从中调和,冲突没有直接爆发。但随着耿定向官职的升迁,维护既定封建秩序强烈“使命感”,“重名教”的心更切,加之耿定理去世,无人从中帮助调和,两人的矛盾直接明显。起初,耿定向说李贽教坏他家子弟,说其独子耿克明不肯生子是“因他(李贽)超脱,不以嗣续为重,故儿效仿”,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对有名望的家族而言,不肯生子是无言巨痛,不管是否真的跟李贽有关,耿定向无疑会对李贽恨之入骨。此后,两人的论战不断升级。万历十八年(1590),李贽在龙湖公开刊刻《藏书》《焚书》,尤其是以与朋友往来书信为主的《焚书》,对以耿定向为代表的假道学们的虚伪面目进行淋漓尽致地批判。耿定向看到后,异常气愤,也把自己与李贽往来的书信集结抄录给朋友,并指使自己的学生对李贽进行言论上、身体上的攻击,甚至还拆除了李贽的藏骨塔。实际上,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是李贽与以耿定向为代表的伪道学们的论战,是对整个封建社会的抗争。

    李贽顽强抗争、坚强地生存、不懈地努力,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抗争是有意义的、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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