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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将军的家国情怀

2024-02-28 16:01 作者:《丝路纵横》编辑部 来源:《丝路纵横》杂志社

李友邦将军的家国情怀

 中国国家博物馆 张永梅

 

 作者简介:张永梅,1990-7,女,汉族,辽宁本溪人,就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方向:抗战史

  

(《丝路纵横》杂志社 编辑部 )卢沟桥抗战开始以后,以李友邦将军为代表的台湾同胞抱着“若要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信念,纷纷投身全民抗日的洪流中。1945年的台湾光复作为抗战胜利重大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本文通过梳理展览中与李友邦有关的文物和照片,展示台湾光复前后的点点滴滴,阐述以李友邦为代表的无数台湾同胞抵御外辱、思念祖国的故事。


一、出身显贵的黄埔军官

 

  李友邦,字肇基,1905年生于台北,出身芦洲望族。李友邦读小学时,由于反抗日籍同学的欺辱,遭到日本教师的毒打。年少的李友邦即已流露出对日本殖民者歧视台民的愤怒和不满。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后,李友邦参加了秘密抗日活动。1921年,李友邦加入林献堂、蒋渭水等人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投入到民智启蒙的工作中。夫人严秀峰回忆:

 

  “1921年,先生16岁时,以林献堂、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先生遂参加此一公开的抗日文化斗争组织。而著名的李家大宅及院落,自然成为文化协会在和尚洲文化活动的理想场地,所以在李家经常有文化协会的讲演活动,招来无数为殖民地探求出路的人民群众和抗日社会家,也招来监听监视的日本警探。”

 

  1924年,李友邦因联合同学袭击日警派出所被学校开除。之后,他奔赴祖国大陆。在广州,经人推荐,李友邦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后考入黄埔军校。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李友邦受到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的重视,并与廖仲恺结下了深厚友谊。1925年,李友邦被派到台湾地区工作,出任国民党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在台湾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募集台湾青年参加大陆的革命运动”。

 

  1927年,国共分裂,李友邦因反对蒋介石而遭到迫害,于1932年初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浙江陆军监狱。在此,他与中共党员骆耕漠相识。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李友邦经同学保释得以出狱。

 

二、创建台湾义勇队

 

  出狱后的李友邦在浙江丽水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李友邦遇到曾经的狱友、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的骆耕漠,遂向其阐述了自己的抗战构想。骆耕漠将李友邦的想法汇报给中共浙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意调来张一之,协助李友邦开展具体工作。

 

  在进一步了解了散居在大陆各地台胞的具体情况后,李友邦决定从福建开始做动员工作。同年11月,他和张一之来到台湾同胞聚集的闽北崇安一带,发动他们到浙江参加抗日工作。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酒坊巷18号(今酒坊巷84号)正式成立。李友邦出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和少年团团长,张一之任秘书。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团结当时在闽浙一带的台湾民众参加大陆的抗日战争,这是台湾人民第一次有组织地加入全民族抗战。

 

  1939年3月,周恩来应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邀,抵达浙江金华。周恩来东南之行期间,张一之向其汇报了“筹组台湾义勇队的经过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找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问题”,周恩来指示张一之,“让李友邦去找黄绍竑,请黄绍竑帮助他解决政治部批准成立的问题”,“总的原则就是尽量运用可以运用的合法形式来开展工作,同时坚持我党对这个工作的领导”。李友邦得知审批的关键人物是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便利用与康泽同为黄埔校友的关系,使台湾义勇队最终得到国民政府官方批准。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批准台湾义勇队成立,委任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少将队长。

 

  台湾义勇队的主要任务“侧重于政治工作和对敌宣传的工作。瓦解敌军和教化俘虏”。为了宣传抗日,台湾义勇队编辑出版了抗日宣传刊物《台湾先锋》。正如其发刊辞所言,《台湾先锋》所欲宣传的是“记载这些血的斗争史实而以之呈献于祖国人士之前,并且向全世界爱好正义者报导我们的斗争;为了探求指导我们革命行动的理论以保证我们工作之必然成功;为了想把目下为帮助祖国抗战而组织起来的台湾义勇队所做的向大家报告”。即通过该刊,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的事迹告诉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如李友邦的《我们的祖国》以事实说明了台湾人民心中的祖国意识,表明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忠诚和抗日决心。介绍台湾少年团也是该刊的重点。台湾少年团是与台湾义勇队同时成立的、培养未成年人的组织。此外,该刊还刊登敌情分析、其他国家的抗日情况和文艺等内容。《台湾先锋》收录了关于台湾抗日的文章,对研究台湾人民的抗日活动和抗日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刊保留的许多记录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文字,为研究这两个组织提供了重要资料。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的封锁,药品异常匮乏,许多伤员和生病的百姓常常缺医少药。在得不到有效救治的情况下,很多人只能无助地等待死亡。义勇队成立之初,便设置了医疗所,“义务医治伤病兵民”,“来诊者均不收费,赤贫者在本队经济可能之范围内,并供给少数药品”。为方便农村民众就医,台湾义勇队组织巡回医疗队,跋山涉水,为附近民众诊疗。台湾义勇队不断发展壮大,为收复台湾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此外,台湾义勇队还参与生产工作,如协助云和县县政府从事樟脑制造的准备工作;协助福建建设厅、浙江建设厅建立建设樟脑制造厂;以及协助药品生产合作社生产战场急需的一般药品。至1945年,台湾义勇队已发展至近400人。国民政府也将台湾义勇队改编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


三、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

 

  爱情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爱情不只有一种模样。爱是一见倾心,日久生情;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此生许国,亦不负卿。然而,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鲜花,没有钻戒,有的是烽火硝烟、国土沦丧。革命夫妇既是相濡以沫的伴侣,也是风雨同舟的战友,他们的爱情不止小情小爱,而是从携手并肩到生死相随。革命的爱情分外浪漫,可以为了国家民族,将这份感情埋藏心底,亦可以为了共同理想而休戚与共。革命的爱情也许无法白头偕老,但他们始终并肩作战,砥砺前行。李友邦与严秀峰二人因对抗日的热情、对民族国家理念的认同,相识相知相许,最终结为夫妻,谱写出一段战地情缘,“生逢沙场、死别冤狱,这半生魂萦梦系”。

 

  严秀峰,1921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富庶之家。全面抗战爆发后,17岁的严秀峰在强烈的内心挣扎中,毅然地走出家门,奔赴抗日战场。她先是来到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动员组织地方青少年、壮丁、妇女等参与到抗战的队伍中。1939年3月,富阳县爆发东洲沙保卫战。在这次战役中,严秀峰曾潜入东洲沙群岛的日军营区刺探情报,虽然顶着漫天炮火,身体被树枝、砂石刮得伤痕累累,但出色地完成了收集情报的任务。李力群回忆说:“这是母亲最为骄傲的一段经历,母亲传送情报的时候,身上还带着毒药,万一被抓就服毒,她时刻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1939年,李友邦与严秀峰在金华相识,于1941年在浙江衢州缔结连理,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他们领导台湾义勇队及少年团,在宣传教育、对敌政治工作、战地医疗、生产报国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共同经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四、壮志未酬含冤被杀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台湾义勇总队在李友邦的领导下为台湾光复做着准备。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李友邦非常高兴。他对台湾青年说:“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此时,国民党当局尚未正式接收台湾,岛内处于无政府状态,加之16万驻台日军又未缴械,台湾形势严峻。面对复杂形势,李友邦率队抵达台湾后,负责维护社会秩序,保管日伪物资和一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待国民党接收大员陈仪到达台湾,台湾义勇总队如数移交。

 

  1945年10月25日上午10时,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受降。投降签字典礼完毕,陈仪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日本侵占中国台湾五十年的历史彻底结束。台湾光复后,李友邦夫妇返回台湾,参与台湾的建设。由于卷入“二二八”事件,李友邦被捕,一度押送至南京。此时的李友邦,至军衔中将,国民政府颇有忌惮,不敢随意处置。严秀峰来到南京向蒋经国慷慨陈词,力陈事实,李友邦得以释放,夫妻再次见面,回到台湾时,在基隆码头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0年,“吴石案”爆发,蒋介石本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大量无辜人员被牵连。1952年4月,李友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严秀峰以“知匪不报”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余生一直致力于从事宣传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抗日事迹的工作,两岸开放交流后,严秀峰不顾年迈,两赴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她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李友邦曾写道:“虽日寇竭死力以奴化,务使台人忘其祖国以永久奴役于日人,然台人眷念祖国之情,实与日俱增,时间愈久,其情弥殷,固未尝一日忘之也。”可以说,“复疆”是李友邦为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投身祖国抗日战争而百折不挠的真实写照。这些珍贵的文物和照片,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情怀,诉说着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更彰显出李友邦将军“保护祖国、收复台湾”的家国情怀。

 

  何为家国情怀?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担当,更是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信仰,亦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

 

  家国情怀不仅仅是大义凛然的文学书写,更近乎我们心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以天下为己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使命感,是来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在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岁月里,无数台湾同胞毁家纾难。他们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展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令人心生敬意。他们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到抗日复台的斗争中。台湾同胞在反抗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斗争中的英勇贡献,将永载中华民族百年抵御外侮的光荣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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