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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香料群岛 北部华人的公共记忆

2018-12-26 11:01 作者:童莹 王晓 来源:丝路纵横杂志

作者简介:

童莹,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人类学博士,助理研究员。

王晓,男,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人类学博士,讲师。


 图:童莹

    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不止于“乡愁”,更是他们在地化生活体验的真实反映,折射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文化表象之中。华人迁徙与融入住在国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族群的历史记忆,同时还根据在地日常实践及族群互动,共同建立了对于中国乃至中华民族的认知与想象。海外华人的公共记忆展示了华人群体从故乡到他乡、住在国本土化以及当代跨国实践这一完整的族群发展脉络。它不仅包括华人族群形成的历史记忆,还涵盖了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共享的观念、信仰、策略和关系伦理,以及由族群互动所建构的社会网络。中国与有着“香料群岛”之称的印尼马鲁古群岛间自古就存在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偏僻的地理位置、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地方政治经济因素,都使得马鲁古群岛北部的华人一直维持着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由于包括香料群岛在内的东印尼地区华人人数有限,且分布较为分散,因而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即使人口稀少,且远离印尼华人文化的核心区,东印尼华人仍保持着区别于本地族群的文化认同。

 

     香料贸易与土生华人的历史记忆

 

    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对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海外华人从故乡到他乡的漂泊体验是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记忆,再加之华人“家”观念的发酵,因而能够在代际之间长期持续。透过当地华人所认可的表述方式来反复传颂祖先、家族的历史故事,不断地去补充和整合群体的历史记忆,有利于唤起有关共同历史命运的集体记忆和华人群体的归属感。早在汉代,横跨欧亚大陆的香料贸易就将中国与北马鲁古群岛联系在一起。而贸易所带来的丰厚收益,是吸引近代以前华人迁徙并定居于此的主要因素。近代以前参与环南中国海香料贸易的冒险与传说,构筑了当地土生华人对祖先与家族迁徙史最深刻的记忆。

    尽管10世纪以前的中文文献中已出现大量有关丁香进口与贸易的记载,但所记录地点多为集散地,而不是真正的产地。不少学者根据中外史料中丁香原产地记载的缺乏,以及丁香贸易多集散中心的情况推论,10世纪以前的丁香贸易是一种“沿线式”(Down in Line)的交换系统。也就是说,10世纪以前的马鲁古丁香是经由越南、泰国、爪哇等东南亚不同集散中心的转口贸易供应到中国。宋以降,中国香料消费市场的扩大以及造船、远洋技术的进步,激发了中国海商直接前往马鲁古群岛进行香料贸易的渴望。根据帕塔克(Roderich Ptak)的研究,10—14世纪丁香主要经由两条线路到达中国,其一为北线,从马鲁古经西伯斯海,向北穿过苏禄海和菲律宾到达南中国海,北上至泉州、漳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其二为西线,经群岛南部的安汶往西横渡爪哇海,到达今天的西印度尼西亚,再经由中南半岛陆路或海岸沿线抵达广州港等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而宋代运载丁香的商船大多向西绕远经爪哇航线到达中国。这一时期,很少有商船可以直接通过西伯斯海,运载丁香的商船在到达爪哇海之前必须在蒲端国等地转手。随着经婆罗洲至苏拉威西岛南部,再抵达马鲁古群岛航线的开辟,中国海商开始直接参与到北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贸易中。

    元代汪大渊根据亲身经历所著的《岛夷志略》首次清楚指出了中国船队远航至马鲁古群岛贸易。书中有“地产丁香,其树满山,然多不常生,三年中间或二年熟。有酋长,地每岁望唐舢板其地,往往以五梅鸡雛出,必唐船一只来;二雛雛出,必有二只,以此占之,如響斯应”的记载。汪大渊称马鲁古群岛为“文老古”,有学者根据其对当地气候、地理、水文以及社会风貌的描述,考证元代中国商船抵达的是位于马鲁古群岛北部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或蒂多雷岛(Tidore)。特尔纳特人相信,中国人是第一个到达当地进行丁香贸易的海外族群,他们的祖先正是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丁香的价值。岛屿上的Dufa-dufa、Tokome、Tarau、Jambula和Falajawa村被认为是最早由中国移民建立的村庄。其中姓氏为“Huat sing”“Bok yin”居民声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的穆斯林。今天,特尔纳特岛还流传着元代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活动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是元朝来自中国福建的商人。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马鲁古有丁香,所以过来贸易。但因为季风的原因,没办法回到中国,所以就留在这里定居了。我们是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后裔。元朝的时候,在福建有很多穆斯林对吗?而我们的祖先就是中国的穆斯林,他们来了之后还帮着苏丹建造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后来又和到这里来的阿拉伯人通婚。”

    当地土生华裔对家族历史的普遍性叙述,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经过了他们对过去的粉饰与重构。实际上,中国商船访问马鲁古群岛数量并直接购买丁香的时期相当短暂,且规模有限。受元末的亦思巴奚兵乱的影响,再加之明初的海禁政策,明朝始中国海商已不再直接前往马鲁古地区。此外,北马鲁古群岛西部岛屿是在十五世纪前后,在爪哇传教士的宣教下开始皈依伊斯兰教,而绝非受到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当地土生华裔构建祖先的集体记忆的案例正好体现了诺拉提出的“记忆不仅仅是去回忆,而是将过去置于现在的一种总体结构”。即集体记忆要置身于主体所处的社会框架中予以理解。作为早期移民后裔的土生华裔,他们通过在记忆中臆造祖先对当地社会发展史的介入,从族源上加强与本地社会的联系,并以此来获得原住民的亲近感,提升群体的社会地位。

    明朝中国海商虽然不再直接从马鲁古进口丁香,但以北马鲁古群岛为起点的亚欧丁香贸易在16世纪东南亚贸易体系中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丁香贸易为中心,北马鲁古、爪哇与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Makassar)结成了稳固的“三角贸易关系”。由于路途遥远和资本转化的需要,望加锡成为爪哇与马鲁古贸易的中介地带,望加锡人、布吉斯人再加上活跃于该区域的中国华侨成为维持三地贸易网络稳固的核心族群。菲律宾处于我国福建至马鲁古群岛的中间地带,并长期作为中国与东印尼群岛各地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明朝当地华人数量已相当可观。《明史》有云:“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尽管尚无历史资料直接显示望加锡、菲律宾等地的华侨移居至马鲁古群岛,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海域东部各地间联系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区域内人的流动构建出了各种网络。

    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多来自神秘东方的珍贵香料,西欧无数的商人、探险家、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东南亚海域的寻香之路。1593年,为争夺马鲁古群岛的控制权,西班牙人从已控制的菲律宾群岛征调华人参加与葡萄牙人的战争。《明史》载:“酋郎雷蔽里希劳侵美洛居(明代称马鲁古群岛为美洛居),役华人二百五十助战。有潘和五者为其哨官。蛮人日酣卧,而令华人操舟,稍怠,辄鞭挞,有至死者”。此次入侵马鲁古群岛的行动虽以华人反叛,“架舟以归”告终,但显示了菲律宾华侨南迁至马鲁古群岛的可能性。另张夑在《东西洋考》卷五东洋列国考中,也将马鲁古群岛称为“美洛居”,并第一次提到当地华人。16世纪末葡萄牙与荷兰人争夺马鲁古群岛,云“兵征美洛居,驱涧内华人,命当一队刑法酷急华人”,又云“华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辩,游说两国,闲分万老高山山半为界,山北属和兰,而山南属佛郎机,各罢兵,并雄兹土。”从这段文献中虽难辨华人的数量,但仍能显示出明朝华人在马鲁古社会是区别于其他的族群。

    与历史文本书写相比,北马鲁古华人的集体记忆更贴近于生活,并附着于那些具有特定历史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最重要的“记忆场所”(Lieux de Memoire),天后宫的建成以及日常的仪式实践,无时无刻不在唤起当地华人的文化认同意识。北马鲁古群岛仅有一处中式庙宇,即位于特尔纳特岛瓜马拉马村的天后宫。天后宫始建于300多年前,原主体建筑毁于1999年伊斯兰教徒与基督徒的宗教冲突中,后得当地华人捐资并于原址复建。尽管落成碑刻毁于暴乱中,但当地能读懂繁体汉字的华人仍记得碑刻上清晰说明天后宫建于清康熙年间。有关天后宫的来历,当地华人中还流传着一个神奇的故事。据传,“有一位福建商人驾船从菲律宾来马鲁古贸易,不幸遇到海难,船和货物都沉没了。当时那位华商在海里挣扎时,隐约看到远处有一道光,映衬出妈祖的形象。于是他暗自祈祷并许愿,如果此次能够活下来一定要立妈祖的神位。结果这位商人果然获得附近渔民的搭救,把他载到对岸哈马黑拉岛的渔村。于是,他就用木头制作了一个妈祖的神位立在搭救他的村民家中。两年后,这位商人兑现承诺,将妈祖的神位请回到特尔纳特,并在瓜马拉马村定居下来,后来建成了天后宫。”天后宫的落成既说明北马鲁古群岛华人在18世纪已初具规模,同时代表当地华人已经把马鲁古当成家乡的延伸,开始展演自己的信俗文化。天后宫逐渐成为制造和传播北马鲁古华人历史记忆的重要公共性场域。

 

     社会资本化与跨界中华实践记忆

 

    记忆不是静止的、遥远的过去,而是关乎现在的,被持续的群体实践所丰富和再创造。阿斯曼(JanAssmann)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意指一个社会中互动的组织结构中指导行为、经验的所有知识,依靠反复的社会实践和仪式的代代相传。而记忆的活力正是来自于那些已经内嵌到群体行动中的观念、逻辑和社会网络的延续。对海外华人而言,对族群特有的社会组织的利用,以及日常生活中频繁的跨国实践模式,即是文化记忆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孔飞力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 Model)”模式,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他认为,亲缘、乡缘等关系网络构成了华人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潜在通道。在通道两端,移民文化又与地方本土相结合,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圈”。东南亚华人通过移民链接、文化交流与社区再造建构出一个“跨界中华”的社会链接。而这种跨界的链接则是基于对“中华”——这个乡土世界与故乡的代名词,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全球化时代,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华人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实践日趋频繁和多元化。

    早在80年代末,日本《世界经济评论》就曾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环太平洋地区正在出现一个新的中国经济圈。华人商业网络,尤其是华人企业的日趋全球化对20世纪后半期东亚与东南亚经济的增长做出卓越的贡献。而华人在“跨国文化圈”的经济活动通常借助族群内的各类组织,“跨界中华”中形成的多层次社会网络也是其重要基础。一些学者在对华人跨国商业网络的研究中引入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刘宏教授强调社会关系对华人全球商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性,重点分析华人跨国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化”(Social Capitalizing)的实践方式。在他看来,华人跨国企业家的商业哲学和网络实践从根本上来源于他们的社会观和利用社会资本作为拓展跨国业务的策略。社会资本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研究那些知名的华人跨国企业家,对东南亚华人的商业经营有普遍的解释力。正如白鲁恂所说,华人关系网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是相当有力的促进力量,尤其在东南亚地区,与本地土著相比,华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北马鲁古华人特别擅于运用社会资本来推动家庭商业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在商业活动中注意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对族群内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借用。

    当地华人的社会资本化实践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亲属网络中资源的共享与整合。亲戚朋友间合作经营商店的案例并不少见。尤其在初涉新兴行业时,人们会通过亲属与熟人网络来整合有限的资本与人力资源,共同承担市场带来的风险。例如,在土产商Ko Sen、Ko Ton以及KoTon姐夫的二弟合伙经营的过程中,Ko Sen料理财务核算,KoTon负责评判土产的不同质量等级并定价,而另一位合伙人则承担着与外岛商人洽谈生意,拓展商业网络的工作。在合作经营的五年时间内,三个家庭都居住在商店的楼上,平日的饮食和日常开销统一从商店的盈利中支出,子女的教育费用则由各个家庭自行承担。年底时,每个家庭按照当初投入的资本获得相应比例的盈利分红。合伙人间达成的基本默契是,在单个家庭能够独立面对行业经营与市场风险时,合伙关系可以随时解散。从合伙人变为同行竞争并不会带来亲戚关系的紧张,因为获得家庭的独立经营权是特岛华人商业经营的首要原则。

    除亲属网络外,恰当与自愿性的社会组织(社团),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帮助成员积累社会资本。对当地华人而言,社会资本还可以从族群内建立的体制化关系网络中获得。尽管当地从未形成华人的宗族组织,而华侨联合会也在苏哈托时期被迫解散,但是以天后宫为阵地的宗教组织一直延续至今。我的特尔纳特族朋友在向我提及当地华人时曾说“他们有组织”,并将当地的孔教徒称之为“Orang Kelenteng”(庙里的人)。之所以本地人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华人孔教徒经常统一着装、集体出席本地族群举办的公开活动。孔教协会不仅是当地仍保留传统民间信仰的华人结成的信仰共同体,更是一种确立群体行动规范,促进族群团结的互助型社会组织。

    华人孔教徒每周日晚上会举行一次仪式和聚会,在重要的传统节气与节日到来时还要举行相应的祭祀活动。平日常规活动的费用主要来自孔教徒所交的会费。除了会费外,孔教协会内还会定期举行募捐,用来帮助成员筹办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孔教协会的成员都会到场,给主事家庭提供无偿的帮助。倘若某位成员遭遇突发性变故,例如感染疾病或生意失败等情况,协会理事们会发起临时募捐,并代表所有成员去探望。孔教协会经济援助的对象是当地所有的华人,所得款项也绝不仅来自于孔教徒。当地很多成功的基督徒或天主徒华商,虽然从不参加天后宫的宗教仪式和日常聚会,但对捐款活动则乐此不疲。尤其在农历新年前夕,天后宫筹集的举办庆典的款项很大部分来自于一些不是孔教徒的大商人。天后宫的主事人员也会给瓜马拉马街区的所有华人家庭送去除夕庆典活动的邀请函。而除夕夜,无论那些“大老板”有多忙,每个家庭都会全员或派代表参加庆典活动。可见,孔教协会不仅是一个宗教组织,还是沟通当地不同宗教信仰华人的桥梁。它的运行加固了华人群体内业已建立的熟人网络,又强化了族群内部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互信关系为当地华人开展良好而持久的商业合作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基础。     

    北马鲁古群岛是印尼最主要的农产品和海产品原产地。当地华人作为出口贸易中介商,控制着本地市场,原本处于跨区域贸易体系的底端。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信息与资本的快速流动,以往形成并固化的层级市场交易模式已被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跨国商家开始绕过泗水、雅加达、万鸦老等印尼的国际都会市场,企图建立地方市场与国际交易市场的直接联系。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许多中国企业家开始在印尼泗水开办进出口贸易公司,并直接与下游市场进行商品交易。跨国资本逐渐深入并牵动并改变了贸易链下游华人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情形下,掌握中文及与中国商人交易的规范与技巧,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北马鲁古省华人年轻一辈中,有近一半具有中国留学的经历。语言上的优势使其相比其他商人而言,获得更多参与跨国贸易的契机。例如土产店老板阿文是当地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位,不仅表达流利,还可以进行简单的拼写。语言上的巨大优势使他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并获得中国商人的信任。他与来自中国华南的土产贸易集团,共同开拓了从北马鲁古群岛,经印尼泗水和越南水口口岸,抵达中国广西玉林的贸易网络。

    从北马鲁古华人的日常生活和商业实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追求财富时有意识地利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象征性资本。其中,亲属关系、社群组织、以及华人经商传统族群社会记忆对他们在“跨界中华”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化实践,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当地华人以族群内所共享的观念、策略、资源和社会网络为依托,通过在故乡与他乡间的贸易往来,又在不断创造“跨界中华”新的族群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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